【書評】第一期書評組刊頭－月球背面簡訊

書評組刊頭－月球背面簡訊

◎政治二 徐亦甫

        我記得國中的地科課上，第一次明瞭仰望星空游目騁懷時，那些星光皆來自億萬年前許已不再存在的星子，當場被某種感動搔及而顫抖、興奮得難以言語。

        一九六零年，時為台大外文系同學的白先勇、歐陽子、陳若曦、王文興、李歐梵、葉維廉、劉紹銘等人，先是感於大學後同學各自為政，遂組成了「南北社」交遊酬唱；乃至因緣際會寫寫文章交互分享，便於大三時起興創辦了《現代文學》雜誌，作為青年寫手的創作園地，亦引介翻譯了各種外國作品。

     《現代文學》歷時二十四年。一九六零年創刊，以雙月刊的形式開始。一九七三年的五十二期早已編好，卻因財源不足而胎死腹中，就此停刊。但一九七七年又在遠景出版社支持下副刊，一直到了一九八四年以七十三期停刊。《現代文學》二十四年歷經自雙月刊而季刊、主題因主持編務者不同而調整，但始終在「白公子」白先勇長袖翩翩聯繫下勉力維持。其中人事來來往往，不少文壇中人都為了《現代文學》的傳承而努力。例如姚一葦、何欣、余光中、柯慶明等人皆曾長期擔任編務。更多當今重要的作家、文化人都曾或長或短參與編務。其文其人，皆成為日後台灣文壇的中流砥柱。或者反過來說，台灣文壇有一整個世代的文學創作者，不論後來被定義成或鄉土或現代的小說家、何方何派的詩人，皆或多或少曾在《現代文學》發表過文章，似乎也不誇張。

       本期本組的五篇文章，如曾在《現文》來去的諸明星、核心成員白先勇之創作、第二期所介紹的卡謬專題、後來成為學術大家的李歐梵、投身舞蹈的林懷民­…藉由編輯團隊、文學創作、引介翻譯、理論開展以及外延的影響等面向進入《現代文學》，嘗試呈現一個即使離完整相去甚遠，但以追憶姿態而言，卻更容易讓讀者指認的《現代文學》風貌。

        即使《現文》早已熄燈，曾於其中現身的諸人，卻成為台灣文學界中五十年不墜的星圖，供人指認命名。後之旅者回首凝望《現代文學》，一如流星飛逝、一切物事皆懸浮的闇黑宇宙中、駐足於銀河前的暗夜騎士。揮舞著渺小的目光為劍，嘗試拋繩捕捉銀河裡靜止而完滿的巨星，嘗試以不同的角度、刀法切入接近那些閃耀燦爛的恆星，內部甜美如膏漿源源不絕的核心。這是嗜美的亢奮自焚嗎？是否樂觀地想瓶裝帶回一些光亮？或者是一場隱喻意味、沉默無言的朝聖捕鯨之旅？還是在預測目睹下一顆超新星爆炸？

        這些努力註定是以切片的姿態呈現，斷簡殘編的投影片。班雅明總是孜孜矻矻的撿拾那些意義消散的語錄、大量再製的產品、絕版過往的書籍，待詩人懷舊的目光重賦靈光，再造此刻此在、不可玷汙的神聖感。而這不就是感動這檔事的圖騰形式嗎。但願讀者能因省視這些切片，體驗到與我們相同的感動，而能拾回《現文》，重讀那最黑暗卻也最美好的年代。然後捲袖彎身，搭建屬於我們的伊甸園，屬於我們的街壘碉堡。

【書評】綜述白先勇及其時代

綜述白先勇及其時代

◎歷史一 林孟潔

關於寂寞及青春的描述我們已經太過熟悉，從未央歌到擊壤歌，從迷路的詩到地下鄉愁藍調，從不同時代所經歷過的青春形式，終至共同的寂寞感受。有時候如有可能，或者當我們真實的處在孑然一人極度孤獨的情境裡，有沒有那麼一種方式得以提供我們去體會、去感受、去經歷，不同種處境年代身分角色底下，各自深陷貌似不同但本質上卻確確實實相同的寂寞呢？

    答案是肯定的。

    身為讀者，我們得以窺伺並融入白先勇小說裡那種幽微，精準，深刻入裡的，關於青春與寂寞的描述。艾略特曾說過，一個現代詩人過了二十五歲，如果想繼續寫作，非擁有一種「歷史感」(the historical sense)不可。而白先勇也是在二十五歲左右的年紀上前往美國，其後的作品表現風格始被一種「歷史感」所佔有，開始分界出其早期與後來作品上的差異。白先勇早期的小說可略分為兩類：一類是或多或少憑藉自己切身經驗改頭換面所寫成的小說：如〈寂寞的十七歲〉、〈金大奶奶〉、〈玉卿嫂〉、〈我們看菊花去〉等；第二類則以幻想(fantasy)的成分較重，如〈青春〉、〈月夢〉、〈藏在褲袋裡的手〉等。總體而言，早期白先勇的寫作風格較注重個人好惡、偏愛刻畫精神面貌上和作者相近似的人物的作風。白先勇擅長於對細節、心境的描寫與情境的營造，其用字更具有極高的識別度，可以讓人一眼就看出文本為其作品。而綜觀白先勇小說，其中不斷重複觸及的核心主題便是寂寞。關於寂寞。從〈寂寞的十七歲裡〉讀者可以深深的體會到那種被置入一個看似熟悉卻無比陌生場域的悲涼，以及被迫與為一一個得以依賴角色漸行漸遠的孤寂。這一切所隱喻的便是寂寞本身。青春本身。一個關於十七歲少年的孤獨。一種關於我們、關於青春，共同並且永恆的寂寞感受。

        再從白先勇的背景來綜觀其文學藝術成就高度之造就的可能性。白先勇這一代的作家，尤其是當年於台大外文系共同創辦《現代文學》的這群寫作者，不僅接受過嚴謹的西洋文學訓練以及其所繼承而下的傳統，也同時嚮往著傳統中國所固有的種種文化，養成一種尊重傳統而偏向保守的氣質，卻也在表達現實及文學創作上面力求創新與突破，融入二十世紀眾多西方作家的作品表現手法及技巧，於中文寫作與文化繼承的意識中。其意義正如1960年3月《現代文學》發刊詞中所描述：

我們感於舊有的藝術形式和風格不足以表現我們作為現代人的藝術情感。所以，我們決定試驗，摸索和創造新的藝術形式和風格。我們尊重傳統，但我們不必模仿傳統或激烈的廢除傳統。不過為了需要，我們可能做一些「破壞的建設工作(Constructive Destruction)」

解構後再重新進行建構，藉由文學表現出現代性中的疏離感、孤獨感與陌生感，便是共同創辦《現代文學》者曾經所做過的。

    白先勇和張愛玲一樣，不愛用年「輕」而愛用年「青」，如果說年少所擁有並非輕狂而是另外一種形式的青春，而《現代文學》的誕生便是那一輩寫作者青春逐漸成形的場域。從毫無名氣可言一群依憑著對文學的熱情而燃燒的外文系學生，從初始的短篇開始行筆，至終成為台灣文學史上不可或缺的一個個重要印記。縱使過程中艱難抵抗著現實的磨練與經費問題，但這無非是一種理想主義的實踐，從孤單並不特別有信心的寫作個體到整個寫作場域的培植，吸引了一篇篇手法新穎、觀念前衛的寫作者創造出此一時代文學之最，文學成為那個時代知識份子溝通與共同認知的一種表達形式，一種生活方式。那樣純粹的青春在字句裡淺緩的浮出，一點一滴，去蕪存菁，收集了那個時代的聲音、味道、氣息，那些小說中敘述的主角和寫作者們意識擦身而過的瞬間，社會的樣貌，世代的氛圍，無論經過多少時間流逝的淘洗，仍然確切而完好的保存在那裡，毫無毀損，純度依舊。

【書評】《現代文學》的出走與回歸：學術界明星群像之一── 李歐梵

《現代文學》的出走與回歸：學術界明星群像之一──李歐梵

◎外文四 金仁皓

   

     《現代文學》，這份承先啟後的文學刊物，除了譯介、創作之外，亦培養了一群日後享譽海內外的文學研究學者，包含了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國立新加坡大學等大學，專攻中西比較文學及翻譯學的劉紹銘；曾任教於加州大學聖地亞哥校區比較文學系，曾名列「台灣十大傑出詩人」，近日轉向比較文學、美學和文化哲學研究的葉維廉；以及九十八學年度下學期於本校台灣文學研究所任講座教授，兼為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組院士的李歐梵──而這三位優秀學者，恰好也都正是《現文》創刊時期十二位編輯中的一份子。本文將聚焦於目前在學界相對較為活躍的李歐梵先生，介紹他的生平、學術專長、學術領域、及學術成就，旁及李先生近年來對於文化研究與文化批評的嶄新關注，和他由《現文》草創期主力轉向文學與文化研究之事實，對於《現文》及其所在場域之意義。

       李歐梵，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講座教授(已退休)，先後任教於達特茅斯學院、普林斯頓大學、印地安那大學、芝加哥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及哈佛大學。一九三九年生於河南太康，後舉家遷至台灣，就讀於國立新竹高級中學、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與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洪智惠)、陳若曦(秀美)、劉紹銘、葉維廉等人同班)，師從葉慶炳、朱立民、夏濟安、黃瓊玖等。大學畢業後負笈美國芝加哥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因志趣不合轉至哈佛大學，專攻中國近代思想史、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師從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一九六四年得碩士，一九七○年得博士學位，其論文《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一出手輒震撼學界，儼然成為早期中國五四文學研究典範論著。

       (《我的哈佛歲月》書影，圖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版本)

       李歐梵先生自謂一個狐狸學者，在《徘徊在現代與後現代之間》這本著作中，他是這樣解釋的：「我的說法是，刺蝟型的人只相信一個系統，狐狸型的人不相信任何系統，比較懷疑。也就是說我不願意做一代大師，能自以為然地講出一套一套的。」雖是這麼說，他卻能安於佇立在各項人文學科的邊緣位置，以遊戲人間的姿態批判學界的種種主流與中心論述，從不重複自己的「風格」。受到恩師史華慈的啟蒙，他甚至獨創了屬於自己的一套「狐狸式思維」，見於《我的哈佛歲月》第五章：「他(史華慈)從來不相信任何系統，或一種獨一無二的思想標準。他非常懷疑，懷疑那種系統的可讀性，或者某種系統放之四海而皆準……也許(這個想法)不能用「框架」這個約束的字眼，而應該用「脈絡」這個意義更廣的字眼，它至少有兩層涵意：一是思想背後的歷史與文化環境(包括思想家)，一是某種思想和同一時空或不同時空中的其他思想間所構成的關係。史華慈教授往往兼顧這兩個層面，所以他的學問也博大精深，然而乍聽之下卻似乎雜亂無章，竟無頭緒……(我)多年來把它作為我個人教學的「商標」，甚至有時故意把想法打亂，搞得更複雜，以刺激更深一層的思想探討。」筆者有幸旁聽了一學期李歐梵先生的課，對他爐火純青的教學功力及「狐狸式」方法論，只有嘆為觀止。

                                   

   (《鐵屋中的吶喊：魯迅研究》書影，三聯出版 )

    早年，他以對五四文人的浪漫傳統及「現代性」、「後現代」思潮的探討一舉成名，著有《鐵屋中的吶喊：魯迅研究》，除了是本向夏氏兄弟(夏濟安、夏志清)的中國文學研究脈絡致敬的書外，它還開啟了魯迅研究的新路向。除此之外，李歐梵先生對中國文學研究的另一大貢獻是，重新介紹及定位了施蟄存、穆時英，和劉吶鷗等新感覺派作家的頹廢美學及他們的時代性實驗精神。一九九九年，一本《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 1930-1945》，在精細地勾勒了對上海現代性的深邃探索之餘，更是在世紀末猛然引爆上海城市研究的熱潮──然而他在《中國現代文學與現代性十講》的自序裡，卻以「無意中應和了當下上海越演越烈的懷舊浪潮」雲淡風輕地帶過自己殊越的成就。令人欽佩的是，李歐梵先生退而不休的精神無言地展現在他近年來對文化評論的著力，關於音樂(《交響：音樂札記》、《音樂的往事追憶》、《音樂的遐思》)、城市(《都市漫遊者：文化觀察》)、隨筆(《又一城狂想曲》、《清水灣畔的臆語》)、電影(《睇色，戒——文學．電影．歷史》、《自己的空間：我的觀影自傳》)、建築(《人文文本》)、甚至小說創作(《范柳原懺情錄》)等，無所不包──雖他不願做「一代大師」，對於各種「雜學」的兼才(Versatility)卻也讓他豁免不了這實至名歸的名號。

    從屬於現代主義的《現代文學》開始，到打破一切權威、解構一切價值的後現代，李歐梵先生堅定不移的學術研究腳步幾乎走遍了當代人文學研究的園地。身為《現代文學》創社的一員，他雖然極早就走了截然不同的一條道路，自赴美深造後即和《現代文學》無實質上的連繫，他在情感上卻從沒忘記過《現代文學》，始終扮演著忠誠的「敲邊鼓」角色。李歐梵先生在學術上求新求變的實踐，冥冥之中更證成了劉紹銘先生在《現代文學》發刊詞裡所說的這段話：「我們尊重傳統，但我們不必模倣傳統或激烈的廢除傳統。不過為了需要，我們可能做一些「破壞的建設工作」(Constructive Destruction)。」李歐梵先生近年來在文化研究中湧現的靈感及真知，正是奠基於他早年對中國近現代文學研究的深厚根柢。作為文化的建構者，西學起家的他竟多了一種純粹屬於東方的，兼容與氣度。

關鍵詞：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concerned with the role of social institutions in the shaping of culture. (拙譯：於文化的塑造中，涉及社會制度角色的跨學科領域。) Originally identified with 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founded 1964) and with such scholars as Richard Hoggart, Stuart Hall, and Raymond Williams, today cultural studies is recognized as a discipline or area of concentration in many academic institutions and has had broad influence in sociology, anthropology, historiography, literary criticism, philosophy, and art criticism. (拙譯：今日，文化研究被視作一個集中的學門或領域，在社會學、人類學、史學、文學批評、哲學、及藝術批評方面有廣泛影響。) Among its central concerns are the place of race (or ethnicity), class, and gender in the production of cultural knowledge.         (From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爆卦區：過平常日子

李歐梵先生和其妻李玉瑩(子玉)之結褵，堪稱當代文學學術界之一佳話。白先勇先生言：「李歐梵與李玉瑩結為夫婦其間過程其實非常曲折，極富傳奇色彩，是《半生緣》加上〈傾城之戀〉。」兩人起先是在芝加哥大學結緣，李歐梵與李玉瑩之丈夫鄧文正是師兄弟關係，三人輒半開玩笑地以師兄弟/妹戲稱彼此。李歐梵因為李玉瑩絕佳的廚藝而竟在鄧家搭伙五年，每日都要吃得杯盤狼藉始能盡興。後鄧家先李歐梵回轉香港，李歐梵也與聶華苓之女成婚，兩家十餘年沒有聯絡。後在香港重逢之時，彼此皆遭家變，至此才驀然驚覺眼前竟是夢中人，熱戀一年多後甜蜜成婚。兩人在成婚後不久，便將彼此熱戀時期的魚雁往返編著成《過平常日子》一書，這般掌故羨煞不少師友，著實是現代「兩地書」！

【書評】當文字與身體共舞－從《現代文學》到《雲門舞集》

當文字與身體共舞－從《現代文學》到《雲門舞集》

◎外文一 蔡曉林

        「如今字跡漫漫，肉身老去，一切不可恃。彷彿之間，我們隱隱約約聽到蟬聲傳來，若有似無，亦近亦遠，知了知了，好了好了。當年的蟬聲，於是有了蟬意。」──王德威〈蟬與蟬蛻〉

一九六零年代，當世界各地都面臨著巨大變革、台灣文壇也充斥著各個門派互相激盪之時，一群有志的大學生，即日後站在台灣文壇前鋒的白先勇、王文興等當時仍為同儕的學生，在知了鳴叫的和煦春日，靠著青年人的熱情發起了《現代文學》雜誌，進行了一場文學與社會的對話。

《現代文學》除了引進西洋文學外，也替文學界注入了一股新血，除了耳熟能詳的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等人外，當今許多作家，都曾參與《現代文學》的編輯與發表，如擔任編輯的姚一葦、余光中，以及發表過作品的王禎和、朱西甯、李昂、楊牧、陳映真等等……

還有，林懷民。

(林懷民於1968年，龍思良攝)

多數人聽到林懷民的名字，會立即聯想至雲門舞集以及他的藝術成就。但早在他二十二歲時發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說〈蟬〉時，就已造成轟動、聲名大躁，在文壇奠定了不小的地位。林懷民本人曾在〈當兵的那一年〉一文中提及，當時無緣去金門的他，成天在辦公室裡不知所措。於是，他埋案創作，廢寢忘時地寫出了〈蟬〉。

在那個不確定的蒼白年代，〈蟬〉以徬徨青少年的口吻，紀錄了時代的不安與頹廢、青少年對同性與異性之間的曖昧與迷惘、對現實生活的叛逆與無助等心理情境，在林懷民筆下描述得絲絲入扣。當時西風東漸的景況、鮮艷的舞廳、男女混雜嗑藥的場景，完全毫無保留地被描繪出來，歷歷在目。

小說中的主人翁莊世桓、陶之青、范綽雄等各自試著從死寂的生活中突破，尋找最真實的自我。莊世桓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冷眼地觀察變動中的社會、陶之青站在反社會的角度，而范綽雄則代表著無法承受社會壓力的那一群，在這場追尋自我的旅程終究以悲劇收場。

書中多次提到陶之青等人在喧囂的城市中聽見蟬聲的悸動，蟬焦躁地振翅鳴歌、能飛卻無法遠飛，且經歷短顫地蛻變即死去的形象，在這些徬徨的青少年眼中，豈不是自己的倒影？那蟬歌，林懷民形容為「夏夜草際的螢光一樣的飄忽。遼遠而切近，陌生而熟悉，那麼纖弱，又那麼清晰。夜西門的喧囂中，猶如一條細細的蠶絲，發著微渺的幽光，徐緩而堅韌地，由一團亂線中抽出，愈抽愈長。在空間纏纏綿綿、迴繞不休；像一隻小提琴的絃音，扶搖直上，超凌了整個交響樂隊的聲浪，徘徊在一段慢板上，哆嗦、戰慄著……」

如此具體生動的描述，除了含有西洋文化的元素，如小提琴、交響樂等之外，也令人回想到中國古典文學中白居易對於琵琶聲、蘇東坡筆下的蕭聲等的描寫，以及劉鶚《老殘遊記》最經典的場景〈明湖居廳書〉中如此地形容天籟般地聲音：「聲音初不甚大，只覺入耳有說不出來的妙境，五臟六腑裏，像熨斗熨過，無一處不伏貼，三萬六千個毛孔，像吃了人參果，無一個毛孔不暢快。唱了十數句之後，漸漸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個尖兒，像一線綱絲拋入天際，不禁暗暗叫絕。那知他於那極高的地方，尚能迴環轉折；幾轉之後，又高一層，接連有三、四疊，節節高 起，恍如由傲來峰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初看傲來峰削壁千仞，以為上與天通；及至翻到傲來峰頂，才見扇子崖更在傲來峰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見南天門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險，愈險愈奇。那王小玉唱到極高的三四疊後，陡然一落，又極力騁其千迴百折的精神，如一條飛蛇，在黃山三十六峰半中腰裏盤旋穿插，頃刻之間，周匝數遍……」

林懷民對於東方與西方文化之間的曖昧，在他另一篇在《現代文學》中發表的作品〈辭鄉〉中有更深刻的體悟。此篇完成於一九七零年於美國愛荷華，當時的林懷民身在異鄉，正在攻讀藝術碩士，本篇卻含有濃厚的寫實性以及鄉土意識，與主角媚外的個性形成鮮明的對比。但主角陳啟後儘管想擺脫傳統文化的束縛，卻又矛盾地放不下對於故鄉的情感。歐陽子曾於民國七十七年編成的《現代文學小說選集》中提及，「主角名『陳啟後』，似亦有暗示含意，作者彷彿在說：「陳」舊的傳說，只是基本或出發點，我們必須注入完全新鮮的血液，開創新的道路，才能夠「啟」發我們的「後」代！」這個角色似乎也映照了林懷民本人曾陷在這種兩難的處境：在異鄉的美國找到了他所愛的舞台，卻又放不下故鄉與他結下的緣。終究謝絕了眾位頂尖舞蹈大師的挽留，毅然決然地歸國，種下舞蹈藝術的種子……

對於林懷民本人，〈辭鄉〉所辭別的，或許還有文字本身。大學畢業後，林懷民便在留美期間開始學習現代舞，之後的他，便從此逐漸地在文壇上淡出，轉而往藝文界發展。甚至有一次，當人問起他關於莊世桓這個人物時，他竟想不起這是他筆下的經典角色。林懷民在新書《高處眼亮》中曾提及，七、八十年代，現代舞在台灣是新事物，主編文化版的長輩們會要求他寫文章說明他在做什麼，不然社會不懂。他說道：「文字傷舞。講求文字可以界定的表現往往限制了肢體的豐富性：白蛇再怎麼潑辣，也不能像青蛇那樣蛇蛇蠍蠍，滿地打滾吧。舞近於詩。舞蹈的特長是以舞者的『生理發作』激發觀眾的生理反應，是能量的交換。大約二十年的時光，試圖洗去文字的牽掛，用畫面，用動力來思考。肢體獲得『解嚴』，動作繁複了，蘊涵也較深厚。與此並行發展的是，我不會寫文章了。好容易坐定，總是找不到字。」

儘此，林懷民也承認他是出生於文字的。他曾說：「重看少年時的作品，往事忽忽由煙塵中閃現。如果沒有那段文學的歷程，我後來的舞蹈生涯必然大為不同。不管是文學或舞蹈，創作應是生死以赴的志業，而不是邁向飛黃騰達的敲門磚吧。」在《雲門》的舞作中，從來少不了文學的題材，如〈水月〉的靈感來自佛偈「鏡花水月皆成空」、以中國書法藝術為主題的〈行草三部曲〉，以及早期的〈白蛇傳〉、〈紅樓夢〉等作品更是來自經典文學中的典故，帶有強烈的敘事色彩。在更早期的舞作〈哪吒〉的靈感，更是來自於《現代文學》早期作家奚淞作品《封神榜裡的哪吒》……

回到《現代文學》，林懷民最初的歸宿，於一九八四年，經歷過停刊、復刊種種的循環，終因經濟因素而宣告停刊，如此具有代表性的《現代文學》正式步入歷史。但即使如此，文學與藝術，將依然流傳，如同蟬聲今年淡去，明年再來、如林懷民，便是以另一種方式，將《現代文學》的精神傳下去，誠如曾參與編輯的柯慶明教授所云：「青春是短暫的，文學卻是永遠的。」

【書評】從亞伯特‧卡繆專題看《現代文學》的時代意義

從亞伯特‧卡繆專題看《現代文學》的時代意義

◎電機二 蔡承融

「人必須生存，必須創造。

　人必須生存到那想要哭泣的心境。」- Albert Camus

六○年代初期，西方現代派重要文學作品的中譯本尚付之闕如，《現代文學》自創刊號的卡夫卡專題起，便針對單一作家、不定期地接續譯介了湯瑪斯‧曼、喬伊斯、D.H.勞倫斯、吳爾芙、費茲傑羅、福克納、史坦貝克、葉慈、阿波利奈爾等人的作品，並進一步翻譯西方學者的相關評析，或由譯者自行撰述作家小傳與簡評。而現代派幽黯奇詭的行文風格，諸如貌似寫實卻又十足夢魘的卡夫卡、意識流大家喬伊斯與吳爾芙，在在衝擊並拓展了當時臺灣藝文青年的文學視野。《現代文學》編輯群即於第二期編後語中豪氣千雲地寫道：「我們上期介紹卡夫卡，給自由中國的小說界帶來一陣騷動……我們以後將要不竭地推出作風嶄新的小說，吃驚也罷，咒罵也罷，我們非要震醒臺灣文壇不可。」寥寥數語，已足以令人懷想當年眾聲喧嘩之景況。

對於西方現代主義思潮之引介，固然於當時的藝文界造成一定討論與迴響；然而，篇幅有限的專號、用字陌生而晦澀的翻譯文評、以及寥寥數篇未必具代表性的詩句與短篇小說，畢竟難以忠實、準確地反映作者思想輪廓與作品的文學定位。《現代文學》專題中論及的作家，泰半要等到七○年代之後才開始在臺灣大量出版，在此之前編輯群對於歐美現代文學是一知半解的，何況這許多文學大家的著作內涵，即便是西方在地的英文系學生也往往難以掌握。但在西方現代主義作品當中哀傷、反叛的氣氛，卻深深攫獲觸動了這群精神上飽受壓抑的青年學子，使得他們上窮碧落下黃泉，憑藉自身努力發現、並肯定了許多未受到中國文壇重視的西方現代派大師的文學高度，也豐富了《現代文學》的內容與風格定位。

舉例言之，從《現代文學》介紹法國知識份子、存在主義文學家亞伯特‧卡繆（Albert Camus，1913 - 1960）的方式，即能發現其設立西洋專題的目的不僅僅是引介現代文學給眾多讀者；現代派的諸多作品之所以特別受這群學子的青睞──誠如創辦人白先勇所言──「是因為現代主義對我們當時的心態有一種很深的契合」；並且，單就「引介」的動作本身而言，便足以作為一種困厄無奈之情的抒發、一種對於所處時代氛圍的隱晦表態。

                

存在主義文學是現代派文學後期發展的一個分支。1940年代，西歐經過二次大戰的洗禮之後，傳統的輝煌思想體系、宗教信仰，一夕之間成了殘垣敗墟；飽受 磨難衝擊的人們開始向內探求，質問個人的生存意義為何。儘管存在主義思潮當中各家立場極其分歧，但大體上有著相類似的問題意識：若這座冷漠的外在世界缺乏終極目標，那麼個人活著究竟是為了什麼？存在主義文學家們揚棄以往的理論哲學，渴望找出一種學說，使得未曾被預先給定意義的人生成為可能。

亞伯特‧卡繆（Albert Camus）

，相信人類能透過察覺自身處境、理解命運的荒謬性格而超越命運。

卡繆在成名作《異鄉人（L'Étranger）》裡頭細膩描述了追求意義的人們面對這座冷漠宇宙時心中升起的「荒謬」感受，並於哲學隨筆《薛西弗斯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當中以希臘神話裡受諸神懲罰、晝夜不休推滾巨石上山的薛西弗斯（Sisyphus）譬喻人類持續追尋意義、卻終歸徒勞一場的處境，主張精神上的反抗意識才能帶給人們生存意義與尊嚴。卡繆宣稱「奮鬥上山此事本身已足以使人心充實」；人在察覺、接受並肯認荒謬命運的同時，便超越了自身的命運，獲得了足以和眾神抗衡的威嚴。他在〈薛西弗斯的神話〉一文當中如此總結自身的哲學立場：「他（薛西弗斯）的命運屬於自己，那塊石頭為他所有……我們應當認為薛西弗斯是快樂的」。卡繆擅長以富於詩意的文字敘寫荒謬情感，甚受當時文藝青年的喜愛與崇拜；《現代文學》也不例外地騰出相當空間引介這位文學大家。

然而，不同於《現代文學》對其他作家以短篇作品與學術分析為主的譯介模式，卡繆專題主要翻譯了演講、訪談與卡繆自撰的文學評論。〈阿爾及利亞休戰講詞〉、〈基督徒與非基督徒〉是兩篇卡繆意欲說服不同種族、信仰的族群團結反戰的演講詞；〈悲劇的未來〉當中，他對於戲劇的性質、以及怎樣的時代氛圍會致使悲劇的興盛或衰微做出了分析與預測；而在〈我們這一代的賭注〉訪談稿裡頭，卡繆反覆討論著文學與所處時代之間應有的關連──上述諸般主題，無一不是表現了這群成長於戰後、徬徨無措的青年學生念茲在茲的切身議題：在這樣一座規模空前的價值廢墟當中，人們該當如何自處？需要重建怎樣的信念？

最有意思的是卡繆專號的末篇〈沙特覆卡繆的信〉，這篇二十餘頁的文章是同為存在主義大師的沙特（Jean-Paul Sartre）與卡繆的決裂信，裡面洋洋灑灑敘述著沙特對於卡繆哲學與政治立場的不滿、針對從前的論戰做出回應與總結、以及緬懷他們之間業已結束的友誼。他指責卡繆「深深討厭思想上的艱難，而且匆匆的就判決了這種（艱難的）思想沒什麼好去瞭解的。」；認為卡繆的關注焦點「死、生、人間、反叛、神、是與否、愛──不過是個貴族王子的遊戲。」；文末，他疾言厲色地質疑：「你問，歷史有意義嗎？有目的嗎？對我來說，這些問題是毫無意義的；問題不在於知道它的目的，而在於賦之以目的。……只有從具體行動的承擔之中才能發現普遍的價值。如果你說這世界不公正，你已輸了這場賭博。你已經置身事外。」

讓─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主張人能藉由行動與自我塑造創造生存意義。

本該引介卡繆作品思想的專號，卻安排以沙特的厲聲質問作結，確是十分值得我們詳究原因。沙特，這位當時的法國知識份子旗手，自小接受傳統學院教育，擁有極其扎實的學術基底，相信人有選擇並塑造自我的自由，堅持具體行動勝於沉思默想──諸般特質在在與學術未精、徬徨無依、對政治現實避而不談、沉潛於非現實的內在心靈探索的學子們相悖反。卡繆那唯心的、直接體驗自感性生活的「精神反抗的哲學」，以及他看待「行動」與「自由意志」的猶疑態度，固然十足能夠打動敏感且惶惑的青年學生，但沙特的言行卻揭露了另一種可能──一種與一味逃避政治干議全然不同的處世態度。至此，西洋文學專題不再侷限於引介與推廣功能，而是昇華為整個戰後學生世代的價值反思與辯證。

上述針對卡繆專題的種種討論，儘管未必能全盤套用至其餘專號，卻已足以逼使我們重新評估它們在《現代文學》前後二十餘年的刊物生命當中應有的價值。《現代文學》對於歐美現代派的譯介嘗試，其實質意義已然超越發刊辭中所宣稱的「他山之石進步原則」，而與那晦暗不明、困頓重重的時代深刻地相互糾纏，難以區辨了。那樣的時代與那樣的文學相互扶持、激盪，終於成就了臺灣文學史上色澤艷麗、百家爭鳴的現代主義時期。至於現今的我們，坐擁著怎樣的時代、企盼著怎樣的文學，它們之間又將交纏、匯流出怎樣的前所未見的文學視野，便非我們有能力於此刻加以論斷的了。然而，我願意含蓄、但滿懷期許地再次援引沙特信中的觀點為本文作結：

「對我來說，這些問題是毫無意義的；

　問題不在於知道它的目的，而在於賦之以目的。」

【影評】影響‧影響

影響‧影響

◎法律四 黃芝瑋

靜寂的閱覽室裡，桌上散放幾本《影響》雜誌，嗅聞紙張陳舊的霉味，小心翼翼的翻閱泛黃扉頁，黑體鉛字一一躍入眼簾。任時光緩緩流淌，把人帶往歲月沉積之處，俯拾前人遺留的遍地流金。

1971年，一群熱愛電影的青年創辦了《影響》雜誌。雙月發刊一次，編輯群身兼數「欄」，引介中外電影之外，還翻譯國外重要的著作、訪談。他們以專業嚴謹的態度撰寫影評，一一剖析劇情、主題、運鏡、配樂、燈光……等，可謂質量俱豐的巨擘織錦。

在悠悠年月中，這幅初生的龐大光景，幾番改變容貌，由學術味濃重的評論刊物，漸漸轉為平易近人的大眾雜誌─篇幅亦加精簡短小、圖片比重增加。內容屢有更迭，除了維持專題﹝譯介不同導演及作品﹞、片言言片﹝供讀者投稿影評﹞外，也開始刊載了技術層面的文章﹝攝影、配樂等等﹞，革新號﹝1977年二度發行﹞之後，更關注社會文化議題，如「電影檢查」、「現行售票方式的檢討」、「推台灣電影圖書館」……等，蒐羅甚廣。主題也更為活潑，如「中外年度十大爛片」，堪稱經典之作。

一本刊物的營運並不容易，如同人們所需處理的人生課題，在不同年代，都有殊異的困境要去面對。現今雜誌須克服網路傳媒新興、出版工業夕陽化、人們消費型態改變等問題，而當年則因傳媒不發達，雜誌無從行銷，販售的端點也囿限於地域。資金不足始終是惘惘的威脅，編輯寫稿不支稿酬，投稿的讀者也僅以贈送雜誌答謝；《影響》雜誌以當時物價而言，並不便宜，爾後雖委由遠景雜誌社經銷，發行量亦不多。

即使如此，憑藉有志青年的熱血，也行過昨日歷歷的七零年代(1972~1979)。內容深廣兼具、包羅萬象的《影響》，擁有一定的讀者群，為忠實影迷在出版品未豐、資訊困乏的文化沙漠裡，不絕的注入源頭活水，已成為鄉愁式的共同記憶。

以現今的眼光來看，《影響》書寫的分量十分可觀，不禁讚嘆，那要耗費多少時日、積累多少涵養啊！細細品讀，像是乘著文字，重啟光影的旅程，感受電影工業的脈絡。文中汩汩流出的使命感，讀來有一種溫熱的感動。昔時，資訊傳播是上對下輸入，而後平行擴散，有志之士肩負「文化重任」，殷切介紹西方電影，深入肯綮的為文著述。當時文藝青年專注的事物有限，只能依賴圖書、專人，卻往往鑽研得透徹；相形之下，現今網絡媒介發達，資訊流量非常巨大，文藝青年的注意力很容易就被分散，只要按幾下滑鼠，就能得到幾萬筆資訊，所得駁雜卻不一定精深，世代的差異於焉形成。

儘管如此，人們對於美好的追尋與渴求未曾稍歇。《影響》引介西方之餘，不忘關注國內影業發展，即使當年國片盛況遠勝於今，他們依然愛之深、責之切，莫不希望台灣有朝一日能與歐美並駕，數十年過去了，台灣影業歷經蕭條凋敝，近來稍稍復甦，相關人士的愛護之情跨越年代，愛之越久，責之亦發真切。

時代巨輪繼續前行，有些事情改變了，有些課題依舊難解，《影響》雜誌誕生，其後殞落。如今我們坐享許多成果，每年目不暇給的各式影展、電影圖書館、舒適便利的觀影服務、坊間的電影雜誌……，背後有一群人不問何以地投入和產出。站在前人的根基上，今人現在和以後也會繼續付出的努力，使得美好得已綿延，形成「價值」、「精神」、「信仰」等形而上的意義，《影響》正是為這層意義做了歷史性的見證吧！

【影評】七零年代電影批評的舵手—《影響》雜誌

七零年代電影批評的舵手—《影響》雜誌

◎外文一 陳鼎貳

引言：《現代文學》在六零年代掀起一陣文壇波濤，並成為許多優秀的寫手和評論一展文思與才華的舞台。《現文》另一個重大貢獻是引進當時國內藝文界尚不熟悉的西方文藝思潮（諸如現代主義、存在主義、新批評等），提倡文學應為純粹的藝術，為感性服務，且堅持不為政治或其他目的利用。此一主張深遠地影響了台灣現今的文壇景觀，並孕育了一批優秀的作家群。約莫同時，台灣電影業進入高度發展時期，國語片方興未艾，以健康寫實風格[1]、武俠片和瓊瑤小說改編電影風靡全台。然而，除了報章雜誌的小篇幅專欄，當時電影圈依舊缺乏健全的批評體系與傳統，也尚未接觸完整的西方電影理論的知識。此時，一批大學或藝文界的男女青年，開始挺身創辦刊物，希冀將全新的感性刺激帶入台灣。從六零年代中的《劇場》、《設計家》，到七零年代的《影響》等，前仆後繼地為台灣的文藝愛好者引介並批評國內外新作品和理論。

本文擬為讀者介紹《影響》這份刊物大致的形式與特色，考察當時影評的風格與水平，一方面為不熟悉台灣電影史的讀者引介新知，另一方面，從電影界的路線，呼應同樣吸收西方思潮不遺餘力的《現代文學》。同時藉本文的探討作為編輯群寫作的借鑑，反思本刊的影評尚存那些進步的可能性，並激發想像，開展更多寫作或編輯的可能性。

1965年一月，《劇場》雜誌創刊號出版，立刻引起藝文界人士的討論與熱情。這份雜誌志在介紹西方的戲劇和電影思潮與藝術家，諸如尤涅斯柯[2]、貝克特[3]、安東尼奧尼[4]、高達[5]等當時引領風騷並開創全新創作風氣的影劇界健將。當時的文藝青年求新知若渴，大量翻譯了外國的理論介紹、影劇評論，甚至全本戲劇和電影劇本。不僅如此，《劇場》還數次自行製作了戲劇，在上演的同時，不忘以文字紀錄成果及批評。雖然因編輯健將當時紛紛出國進修，而必須停止出刊，其短短兩年六期的生命已為台灣帶來重大影響，並在某個層面上，促成了《影響》的誕生。

七零年代，時逢保釣運動，國內男女青年正面臨知性與感性上極大的挑戰；當時經濟開始起飛，電影業也欣欣向榮。在資源豐富與思潮刺激的背景下，1971年，一群政大的學生：段鍾沂、卓伯棠、朱道凱等，協同政大新聞系的教師王曉祥、教師兼導演的唐書璇等，創辦了《影響》。「影響」二字不僅是對刊物未來對文藝貢獻的期許，也隱隱呼應了英國電影雜誌《視聽》（Sight and Sound）。接下來，台大的但漢章、李道明等健將加入，往後期看，許多今天有名的影評人的文章皆在《影響》出現過：如李幼鸚鵡鵪鶉（李幼新）、黃建業、張毅[6]、劉森堯等。由於《影響》屬同人間的小眾刊物，因此募集外稿困難，文章幾乎完全由編輯群撰寫，也出現許多一人用三個名字投稿的有趣情況。而且，與《現代文學》相仿，文藝刊物幾乎無可避免會面臨資金困難的問題，早期尚有王曉祥和唐書璇等人的贊助，有時依然會發生困難。因此，《影響》刊名曾數度更動：雜誌、季刊、雙月刊等。然而，閱讀《影響》幾乎成為了文藝青年的盛事。作家卓明曾回憶：「那時候看《影響》，看《現代文學》、《文學季刊》，甚至更早期的《劇場》，好像是我們這一代藝文青年共同的行為模式。」黃建業也說：「同仁性格幾乎是當時走專業路線的雜誌的命定與特色。一群對于電影抱持著一致執著的人聚集在一起，湊筆錢出一份雜誌，獻曝自己對電影的情感，作自己想做的研究，講自己想講的道理，藉此築構出個人或群體風格強烈的獨特體系，成為一個有別於商業或主流的論壇，並凝聚出一股核心力量。」（引自《「影響」的影響》，頁198-199，葉龍彥撰著，新竹市立影像博物館）由此觀之，使這份刊物發揮力量的並不只是專業知識或是讀者的支持，還有這群人對電影的熱情與使命感。

由文章品質觀之，《影響》的評論是非常驚人的。有別於一般報章雜誌對電影泛泛的簡介（或有甚者，吹捧的溢美之辭），或是濫用學術語彙，語焉不詳的艱深之作，《影響》雜誌的路線是嚴格的電影批評（Film Criticism），以文章作者自己的美學感性與批評觀點，從電影的各層面進行審視。這些文章範籌涵蓋各種面向，例如電影畫面的調度、音樂、敘事手法與劇情結構等，皆用清楚的文字表達。更難得的是，文章作者都有獨立的意見對電影的價值進行針砭，而非泛泛空談或避而不論。除了專論外，第三期起增設〈片言言片〉單元，主打簡短有力的評論，期能吸引外稿。然而，由於太多專業知識的障礙與整份刊物的品質與份量，使來稿投書極稀，只好仰賴編輯群的努力，繼續創作。除了一般影評，《影響》不定期會刊出電影與理論縱觀的分析，例如〈縱觀過去一年來歐美電影的形式及內涵〉，此篇宏文從作者超過百部的關影經驗出發，論及思想、宗教、女性、暴力、性、法國作者論、西部片等新潮又激進的各種觀點，不僅為理論介紹作一個統整，也順帶開出了片單可供電影愛好者按圖索驥。

早期的《影響》一期會製作一名導演的專題，例如庫伯力克[7]、希區考克[8]等，並以這位導演的創作脈絡出發，縱觀數部作品，對導演的風格進行極為詳盡的介紹、分析與批評。編輯群為文宏肆且詳盡，令人難忘。然而，到了中期之後，為配合讀者群的閱讀習慣和喜好，導演專題從評論改為訪談，例如第十三期的好萊塢新銳導演專題，完全藉由翻譯外國媒體訪談稿來呈現這些作者面貌。到了《影響》革新號，電影工作者的訪問甚至成為整份刊物的主體。其他簡短影評的品質也嚴重下降，立論不精而流為謾罵，頗為可惜。除此之外，革新號曾刊登過〈影響影訊〉，內容主要為當時影劇圈的逸聞趣事，可見雜誌後來頗為重視讀者的喜好。

上文提及《影響》最重要的貢獻在於引介西方電影。縱觀這份雜誌，翻譯文章的份量幾乎與國內自撰的文章相等，有時更超越國內影評，成為雜誌的主體。除了西方的影評新知外，《影響》會定期刊登西方影劇名人錄，篇幅較短，如葛瑞菲斯[9]或卓別林等，有效地引入各種導演的風格與經典，對讀者的負擔也較輕。有時還針對想進一步了解電影美學的讀者，選刊國外理論文章的翻譯，例如〈電影理論的兩種形態〉，介紹並評析電影巨擘愛森斯坦[10]和巴贊[11]的理論。另外有日本的美學論〈電影的時間與空間〉等等，詳實精彩。在引介的同時，刊物的評論往往藉由西方電影的成就，檢討當時國內的電影事業與思想。譯作在《影響》雜誌的中後期，往往成為撐場的主力，在當時電影業一片愛國主義的風氣中頗為難得。另一個有趣的是，在其中一期武俠片專題，《影響》將外國人和本國人對張徹和胡金銓[12]的武俠電影的看法並置，可讓讀者思考中外差異、西方幻想、東方主義與誤視等議題，可說是對自身影評與東西兩個世界觀點的反思。《影響》另外刊有許多攝影或電影術語的解說專欄，曾延攬杜可風等名攝影師撰寫，此種新知介紹頗受當時讀者歡迎。

《影響》亦對國片付出相當的關注，在第三期時，《影響》便大篇幅討論李行[13]的電影《秋決》；在第八期，更推出〈中國電影專號〉，好好地檢討了台灣與香港的電影藝術、批評與產業。不僅如此，《影響》更多次舉辦研討會，從電影成就到影評與教育，無一不包，冀望讓這份刊物成為討論國片與文藝的公共空間，頗為用心。在國片的檢討上，《影響》有時會刊出年度十大最佳影片，但名氣可遠低於1977年的十大最佳爛片事件，本文經報章披露後引起軒然大波，甚至迫使被點名的中影公司必須在雜誌上打廣告以求自保。雖說幽默意味頗深，這在仍當時挑戰了中影的權威與社會的品味，不僅大膽也是對文藝界的一記當頭棒喝。

《影響》雜誌雖說以電影美學為主軸，但實際上，這是一本探討電影綜合面向的刊物。刊物曾好幾次檢討當時的電檢制度，例如〈從《獵愛的人》談起〉，作者擁護現代性的品味，反對電檢隨意以妨害風俗為由而隨意開鍘，並針對此提出嚴正的抗議，第十七期（即刊登十大最佳爛片該期），《影響》曾訪問電檢處負責人，並刊出當年未通過上映的影片列表，可見民間對當時制度的撞擊。除此之外，《影響》也對支持電影機構不遺餘力，例如當時新聞局和電影基金會協同創設電影圖書館，《影響》便曾專題討論、分析並提出建議。革新號更曾刊出一篇頗實用的〈現行戲院售票方式的檢討〉，認為劃位會造成民怨與黃牛猖獗，應改預售方式，方能控制。回到批評的部份，《影響》也注意到外在經濟文化等因素對電影的重要影響，因此也曾刊出如〈1975年法國電影業的經濟結構〉等偏經濟專業的文章，張毅也曾用商業行銷的觀點，評析張徹的電影的手法與噱頭等。如此可見，《影響》可不愧於被稱為全方面的雜誌。

《影響》在七零年代末，由於編輯主力都已在影劇圈內找到正職工作，或投入其他活動，在當時民主化撞擊政治的年代悄悄銷聲匿跡。九零年代雖有一批人再度以《影響》為名再度創刊，但重要性已不復七零年代的那批人了。《影響》這份不支稿費的同人刊物在影評史上留有重要地位，因為這群編輯或投入電影拍攝，或投入專業影評，更重要的是，真的「影響」了八零年代後的電影生態和新一批的電影工作者與影評人，三十年後重新閱覽這份老刊物，新一代的讀者或研究者依舊能從中找到知識和批判，更重要的是，還有歷久不衰的認真，與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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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當時中影公司的負責人龔弘提出，旨在以健康美好的社會形象教化觀眾。

[2] 羅馬尼亞裔法國劇作家，西洋荒誕派戲劇的代表人物，重要作品有《禿頭女高音》（La Cantatrice Chauve）、《椅子》（Les Chaises）等

[3] 愛爾蘭劇作家，現代主義與荒誕派代表人物，1969獲諾貝爾文學獎。重要作品有小說《莫菲》（Murphy）、戲劇《等待果陀》（Waiting for Godot）、《終局》（Endgame）等。

[4] 義大利導演，影響現代電影至鉅。代表作有《春光乍現》（Blowup）、《慾海含羞花》（L’eclisse）和《情事》（L’avventura）

[5] 瑞士裔法國導演，法國電影新浪潮的健將，以不同於好萊塢的風格享譽全球，現代最重要的導演之一。重要作品有《斷了氣》（À bout de souffle）、《賴活》（Vivre sa vie）、《男人，女人》（Masculin, féminin）

[6] 台灣知名電影人，曾導演過《玉卿嫂》和《光陰的故事》其中第四段，後創辦琉璃工坊

[7] 美國知名導演。代表作有：《2001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發條橘子》（A Clockwork Orange）、《奇愛博士》（Dr. Strangelove or: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Bomb）

[8][8] 英國裔美國導演，以驚悚懸疑風格享譽全球。重要作品有：《驚魂記》（Psycho）、《迷魂記》（Vertigo）、《北西北》（North by Northwest）等

[9] 美國早期電影導演，在美國電影史上極為重要。重要作品有《一個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

[10] 俄國導演與電影理論家，蒙太奇理論奠基者，代表作有《波坦金號戰艦》（Броненосец «Потёмкин»）和《恐怖伊凡》（Иван Грозный）

[11] 法國人，現代電影最重要的理論家之一，影評雜誌《電影筆記》創辦人之一，促成了法國電影新浪潮。

[12] 北京人，代表風格為武俠片，與李翰祥、白景瑞和李行並稱台灣四大導演。代表作有《俠女》、《龍門客棧》

[13] 台灣電影史上極重要的電影人，風格多元，見證台灣電影的發展，代表作尚有《養鴨人家》(健康寫實風格力作)、《婉君表妹》（瓊瑤小說改編）、《還我河山》（愛國民族主義）、《汪洋中的一條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