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機二 蔡承融
「人必須生存，必須創造。
人必須生存到那想要哭泣的心境。」- Albert Camus
六○年代初期，西方現代派重要文學作品的中譯本尚付之闕如，《現代文學》自創刊號的卡夫卡專題起，便針對單一作家、不定期地接續譯介了湯瑪斯‧曼、喬伊斯、D.H.勞倫斯、吳爾芙、費茲傑羅、福克納、史坦貝克、葉慈、阿波利奈爾等人的作品，並進一步翻譯西方學者的相關評析，或由譯者自行撰述作家小傳與簡評。而現代派幽黯奇詭的行文風格，諸如貌似寫實卻又十足夢魘的卡夫卡、意識流大家喬伊斯與吳爾芙，在在衝擊並拓展了當時臺灣藝文青年的文學視野。《現代文學》編輯群即於第二期編後語中豪氣千雲地寫道：「我們上期介紹卡夫卡，給自由中國的小說界帶來一陣騷動……我們以後將要不竭地推出作風嶄新的小說，吃驚也罷，咒罵也罷，我們非要震醒臺灣文壇不可。」寥寥數語，已足以令人懷想當年眾聲喧嘩之景況。
對於西方現代主義思潮之引介，固然於當時的藝文界造成一定討論與迴響；然而，篇幅有限的專號、用字陌生而晦澀的翻譯文評、以及寥寥數篇未必具代表性的詩句與短篇小說，畢竟難以忠實、準確地反映作者思想輪廓與作品的文學定位。《現代文學》專題中論及的作家，泰半要等到七○年代之後才開始在臺灣大量出版，在此之前編輯群對於歐美現代文學是一知半解的，何況這許多文學大家的著作內涵，即便是西方在地的英文系學生也往往難以掌握。但在西方現代主義作品當中哀傷、反叛的氣氛，卻深深攫獲觸動了這群精神上飽受壓抑的青年學子，使得他們上窮碧落下黃泉，憑藉自身努力發現、並肯定了許多未受到中國文壇重視的西方現代派大師的文學高度，也豐富了《現代文學》的內容與風格定位。
舉例言之，從《現代文學》介紹法國知識份子、存在主義文學家亞伯特‧卡繆（Albert Camus，1913 - 1960）的方式，即能發現其設立西洋專題的目的不僅僅是引介現代文學給眾多讀者；現代派的諸多作品之所以特別受這群學子的青睞──誠如創辦人白先勇所言──「是因為現代主義對我們當時的心態有一種很深的契合」；並且，單就「引介」的動作本身而言，便足以作為一種困厄無奈之情的抒發、一種對於所處時代氛圍的隱晦表態。
存在主義文學是現代派文學後期發展的一個分支。1940年代，西歐經過二次大戰的洗禮之後，傳統的輝煌思想體系、宗教信仰，一夕之間成了殘垣敗墟；飽受
亞伯特‧卡繆（Albert Camus）
，相信人類能透過察覺自身處境、理解命運的荒謬性格而超越命運。
卡繆在成名作《異鄉人（L'Étranger）》裡頭細膩描述了追求意義的人們面對這座冷漠宇宙時心中升起的「荒謬」感受，並於哲學隨筆《薛西弗斯的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當中以希臘神話裡受諸神懲罰、晝夜不休推滾巨石上山的薛西弗斯（Sisyphus）譬喻人類持續追尋意義、卻終歸徒勞一場的處境，主張精神上的反抗意識才能帶給人們生存意義與尊嚴。卡繆宣稱「奮鬥上山此事本身已足以使人心充實」；人在察覺、接受並肯認荒謬命運的同時，便超越了自身的命運，獲得了足以和眾神抗衡的威嚴。他在〈薛西弗斯的神話〉一文當中如此總結自身的哲學立場：「他（薛西弗斯）的命運屬於自己，那塊石頭為他所有……我們應當認為薛西弗斯是快樂的」。卡繆擅長以富於詩意的文字敘寫荒謬情感，甚受當時文藝青年的喜愛與崇拜；《現代文學》也不例外地騰出相當空間引介這位文學大家。
然而，不同於《現代文學》對其他作家以短篇作品與學術分析為主的譯介模式，卡繆專題主要翻譯了演講、訪談與卡繆自撰的文學評論。〈阿爾及利亞休戰講詞〉、〈基督徒與非基督徒〉是兩篇卡繆意欲說服不同種族、信仰的族群團結反戰的演講詞；〈悲劇的未來〉當中，他對於戲劇的性質、以及怎樣的時代氛圍會致使悲劇的興盛或衰微做出了分析與預測；而在〈我們這一代的賭注〉訪談稿裡頭，卡繆反覆討論著文學與所處時代之間應有的關連──上述諸般主題，無一不是表現了這群成長於戰後、徬徨無措的青年學生念茲在茲的切身議題：在這樣一座規模空前的價值廢墟當中，人們該當如何自處？需要重建怎樣的信念？
最有意思的是卡繆專號的末篇〈沙特覆卡繆的信〉，這篇二十餘頁的文章是同為存在主義大師的沙特（Jean-Paul Sartre）與卡繆的決裂信，裡面洋洋灑灑敘述著沙特對於卡繆哲學與政治立場的不滿、針對從前的論戰做出回應與總結、以及緬懷他們之間業已結束的友誼。他指責卡繆「深深討厭思想上的艱難，而且匆匆的就判決了這種（艱難的）思想沒什麼好去瞭解的。」；認為卡繆的關注焦點「死、生、人間、反叛、神、是與否、愛──不過是個貴族王子的遊戲。」；文末，他疾言厲色地質疑：「你問，歷史有意義嗎？有目的嗎？對我來說，這些問題是毫無意義的；問題不在於知道它的目的，而在於賦之以目的。……只有從具體行動的承擔之中才能發現普遍的價值。如果你說這世界不公正，你已輸了這場賭博。你已經置身事外。」
讓─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主張人能藉由行動與自我塑造創造生存意義。
本該引介卡繆作品思想的專號，卻安排以沙特的厲聲質問作結，確是十分值得我們詳究原因。沙特，這位當時的法國知識份子旗手，自小接受傳統學院教育，擁有極其扎實的學術基底，相信人有選擇並塑造自我的自由，堅持具體行動勝於沉思默想──諸般特質在在與學術未精、徬徨無依、對政治現實避而不談、沉潛於非現實的內在心靈探索的學子們相悖反。卡繆那唯心的、直接體驗自感性生活的「精神反抗的哲學」，以及他看待「行動」與「自由意志」的猶疑態度，固然十足能夠打動敏感且惶惑的青年學生，但沙特的言行卻揭露了另一種可能──一種與一味逃避政治干議全然不同的處世態度。至此，西洋文學專題不再侷限於引介與推廣功能，而是昇華為整個戰後學生世代的價值反思與辯證。
上述針對卡繆專題的種種討論，儘管未必能全盤套用至其餘專號，卻已足以逼使我們重新評估它們在《現代文學》前後二十餘年的刊物生命當中應有的價值。《現代文學》對於歐美現代派的譯介嘗試，其實質意義已然超越發刊辭中所宣稱的「他山之石進步原則」，而與那晦暗不明、困頓重重的時代深刻地相互糾纏，難以區辨了。那樣的時代與那樣的文學相互扶持、激盪，終於成就了臺灣文學史上色澤艷麗、百家爭鳴的現代主義時期。至於現今的我們，坐擁著怎樣的時代、企盼著怎樣的文學，它們之間又將交纏、匯流出怎樣的前所未見的文學視野，便非我們有能力於此刻加以論斷的了。然而，我願意含蓄、但滿懷期許地再次援引沙特信中的觀點為本文作結：
「對我來說，這些問題是毫無意義的；
問題不在於知道它的目的，而在於賦之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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