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23日 星期六

【書評】家在山與大海之間、田與公寓之上

家在山與大海之間、田與公寓之上

政治二 徐亦甫

  我一直想做件事,來一場全台灣的「認同普查」。調查方式很簡單,但恐怕一點也不科學。訪員必須是一批能笑能淚之人,樂意傾聽。受訪者不限,只要漫步街頭、鄉間,有人迎面走來、擦肩而過,就可以開始一份調查。問項設計很簡單,只有一句話:「你好,請問你的家在哪?」如此而已。在腦中開始執行這場幻想實驗後,還不用想像他們將說出怎樣的答案,腦中的畫面總是忍不住停留那些「受訪者」-好吧,其實也就是這片土地上的每一個人-他們內心流轉的地景、逐漸定向的目光還有臉上難以言喻的表情。

  這場調查有趣、也是之所不科學的地方在於:家的概念之模糊,追憶的困難,還有多樣的答案。最重要的一點,翻越/閱家譜的美麗與哀愁。哪裡是家?是天黑歸回得以盥洗倒頭就睡的住居,或是城市工作定居者遠在他方的老家,或許是出嫁女性久未歸回的娘家,或許是幼時生長的城鎮、小村或部落,或甚至甚至只是對於一片從未踏足的大陸之想像。單單家這一個字,就與家人、衝突、認同、鄉愁、成長、離恨等詞彙相聯繫。在對自己作試測時,我略為惶恐而憂傷的發現那個圖像之拼湊錯亂。在我腦中第一個浮現的畫面是我那自小學即開始居住的房間,我可以在那畫面中指認每一面牆、每一層書櫃上頭,擺了何時何地買的哪本書,我最無後顧之憂的所在。第二個浮現的畫面卻是隨著公車移走而流動的台北地景。第三個畫面才回到我所生長的新莊。第四個畫面卻又回到那個油菜花、葡萄藤架所構成的山上。

  小說家鄭清文筆下總圍繞著一個「舊鎮」還有一條「大水河」。高中時初讀了好幾本他的作品,總是在往返學校與家之間的公車通勤時,沉醉於那些漬黃而如舊照片、眾人臉上尚有靈光的寫實描寫中。後來才慢慢明瞭,舊鎮也就是新莊的反語(其實也不是反語,畢竟清時最早被開發的新莊本就是北部的舊鎮)而大水河自然也就是我家往南不遠就會碰到的淡水河。才慢慢學會指認新莊街上的每一條巷弄與店面,細心去考掘被遺忘的日治歲月、甚至更為古早的清領時期,那些漳泉之間相互放火砍殺、船舶絡繹的歲月。或許更為重要的是,小說家筆下那些血肉真實會哭會痛或許滑稽難堪的人物,才讓我慢慢追憶起屬於家鄉的想像。但我每日早上出門必經的淡水河畔,註定要與鄭清文不同。建築景物的變遷不論,如今的大河畢竟是被高聳的堤防所阻絕,只能從慈祐宮前留下的車輛出入口勉強望見。堤防是新一波現代化力量帶來的衝撞,還是關於國族的換取?

  更為根本的差異,或許是當我閱讀到《古都》裡隨意搭上公車在台北街頭尋繞記憶,最後下車卻無法辨認周遭地景的朱天心。我心中所湧現的並非共感,而是憐憫。作為外省第二代的朱天心,即使可以細數沿途風景背後的故事,卻總是無法順利進入台北這個母體的內部,而對於政治或身分認同感到無力、拒斥。但做為根在台北縣的新莊人而言,我卻對於台北市有著更多的生命記憶與認同,而被城市毫無保留的吸納,甚至是能踏進那些眷村以標準的「國語」與老伯伯對談、用「台灣國語」或台語和眷村媽媽對談。那麼或許在族群上,我無疑是個「政治正確者」,卻也注定無法親身體會關於離散與斷裂的憂愁。

  請寬恕我這段小小的離題,但既然家關乎空間的住所與時間的記憶,那麼我們似乎就無法擺脫那些關於城市或鄉土的書寫,而只討論那個屋簷底下的家。


  作為台灣中文現代小說奠基者的王文興與白先勇,早已筆尖直指那屋簷底下的家,不論是屬於國族的、情慾的或社會結構的,但那目視一切風景的雙眼卻似乎有些悲觀,至少悲傷。白先勇刻畫的是在歷史斷裂與情欲解放的雙重螺旋下,那個理論上應當讓人安身立命、生命繁衍的家如何崩壞。《孽子》中的阿青,雖然有著實體的「家」,但卻因為作為一「悖德的同性戀者」而被父親拒斥,母親亦在生命經驗中缺位。對於阿青來說,尋求新公園蓮花池這座「台北大觀園」,遠不是為了滿足個人之情慾而已,而是一段追尋父親與母親,還有一個歸屬的旅途。不只阿青如此,所有暗夜王國的青春鳥亦復如是。來自日本的華僑林桑對於小玉而言,或許不只是生理或經濟的支持,而是被當作父親來認同、依賴。我們是否可以說,阿青外省父親、本省母親的結合,還有小玉本省母親、缺位的日本父親等家庭背景,正好對位著日本殖民者、本省人被殖民者、外省移入者的歷史關係,而使得家的完好注定是空想?

  在王文興的筆下,關於家的叩問更為基進。因為在《家變》中,出走的不是兒子,而是老子。主人翁范曄的父母來自福建,作為外省移民第二代,相對於日後的家族書寫、私小說或私散文作品往往以同情、追憶的視角書寫父輩,范曄卻以暴力與獨斷拒斥了父親。這之間是一個世代的扭轉,在相同的場景與事件對照之間,范曄由兒時崇拜父親形象轉為推倒父親權威的獨裁者,家變兩字既然指向一齣家庭悲劇,自然也指向一場社會變遷。外省第二代作為介乎移民與土著之間的矛盾存在,在快速的社會變遷與價值塑造中選擇與過往告別,將崇拜、被否定的內在壓抑轉為外在釋放的仇恨、蔑視與自我矛盾。

  但不論王或白,父親象徵的家之想像、大中國敘事的禮義廉恥,都在崩解。意義既然崩解,就需要被建構。因為崩解之後並非解放,而是行動者必須在自我矛盾中尋求新的統一。或許需要重新建立屬於自己的族群想像,或許需要書寫屬於自己的母系傳統,或許書寫產出本身就是一種流淚、昇華。

  那麼回到那場幻想普查。我好奇的還是:眾人將回答甚麼答案?當然,這個調查必然會有「施測時間」的效果與「世代」效果存在。在不遠的上個二十年,眾人都急於為自己的家族立傳書寫。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或許是在「回歸現實」、關於美好國族的大敘事終告幻滅消散以後,眾人都得藉由自己的生命記憶追尋屬於自己的小敘事,或許也是重塑關於「我們」的大敘事。國中時李喬的《寒夜三部曲》曾深深的打動我。那是我第一次認認真真的體會到在這座島嶼之上,存在-或至少曾經-有一群人過著與我都市經驗完全不同的生命。李喬以一百零八萬字追蹤番仔林一個客家家族橫跨一八九零到一九四五的三段故事,《寒夜》、《荒村》乃至《孤燈》。不論外在的政權如何變化、一段段悲劇如何襲來,家族成員如何遞嬗,家的意象始終是村落、番薯,還有一盞暗夜中召喚家人的孤燈。

駱以軍在《月球姓氏》中描繪了這樣一個風景:作為永遠尋求原鄉的異鄉人,如同衛星環繞行星嘗試映照、窺視、掃描、擬仿地球的一切面貌,但月球注定是月球,無法親吻地球或成為地球。這無疑是駱那個永遠關於「棄」與「隔」的文學母題的族群版詮釋。相對於先前的家族書寫多半關注於父系家譜的追溯,駱開始清楚的意識到父系與母系各自攜帶了不同的歲月。於是我們才恍然大悟,那些無法進入的「外來者」不也攜帶了一半的本省血液:「整座城市被淹沒在水底下,而我父親在水面上漂泳。那時這座城猶完全不屬於我父親,他是個徹徹底底的外侵者。而我母系祖先的鬼魂們在水底下的曲折巷弄裡哀嚎嘆息。」原來一切關於人與人間不可知、生命經驗之不可穿透、月球背面之不可窺視,最終還是源於族群的離散。

  或許關於家的想像,畢竟是李喬筆下那個鱒魚的意象:是神祕的魚,鄉愁的魚,悲劇的魚。註定在尋根與離散之間煎熬。張大春在《聆聽父親》裡問:「為甚麼奧德修斯要花上十年的時間才能回到自己朝思夜夢的家?他對那個家果真是像那部依據古代傳說而寫成的史詩《奧德賽》所描述的那樣朝思夜夢嗎?即使《奧德賽》裡不時描寫這個有家歸不得的英雄「輾轉哭泣」、「哭泣禱告」、「眼淚沾濕了華美的衣裳」……/奧德修斯的故事告訴我:一次又一次的囚禁不停地召喚著人們,一聲又一聲唱的卻是自由。當人無能豁免那召喚的時候,已然接受了懲罰。/其實正是出於我的恐懼。我深怕到了你坐在我膝頭上的那時刻、我已然不會有勇氣向你透露:自由的失落、懲罰的折磨、囚禁的永恆以及命運的巨大

  近年來新銳作家的筆尖重新指向家庭。畢竟對下一個世代的經驗匱乏者來說,家畢竟是最為主要的生活場域,親情與愛情之共感也是進入文學獎戰場的簡便法門。神小風的《少女核》搭建了一個追求親情的謊言世界,將家的主題與新世代的網路議題結合,一個關於姊妹之間難以穿透的「房間的故事」,一個按下就足以引爆一切堅硬事物的按鈕,勢必將讓近年火熱的「黑暗之心」討論更加精彩。朱宥勳出版的《誤遞》,除了收錄以父親觀點出發的台積電文學獎大作〈晚安,兒子〉以外,其餘的作品則是以兒子的角度出發,以老靈魂的姿態尋索親情歸屬。出櫃的導演兼作家陳俊志的《台北爸爸.紐約媽媽》也重新回到那些白先勇、朱天文所問的家庭問題與同志身份,而給了一個相對不同而樂觀的解答。

  關於家,我們終究要回去,也終究要離開的。但文學家們註定無法離開這個永恆的命題,得要不斷地為它添續新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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