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二 徐亦甫
家，注定是吟遊詩人輕輕咳嗓後，開始敘述的第一音。
或者說，一切的大小敘事都注定要從家開始，小人物的愛情與英雄的冒險都得於焉訴說。存在主義者曾丟出一個震撼人心的命題：「人被拋擲到世間而生，存在必先於本質。」宣示拋擲性（thrownness）決定了人畢生注定無依無靠隨情境而流，或要選擇依靠上帝或要絕棄一切道德束縛或者荒謬度日，人總是要咬牙尋找自己的存在價值，依循自己的方向走向未知但必然的死亡終點，一種此在的姿態。
但這命題中，那個未被言明，但卻顯得孤獨冰冷，充滿混亂與荒謬的世間，卻似乎不是生命的常態。在人族演化的漫漫長路上，社會已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充要條件。我們似乎無法想像任何一個行動者憑空外於家庭而成長，行走於世間。是否可能有一只試管嬰兒誕生於動物溫室，然後被維生機器撫育長大及其成年，我們仍能稱之為人嗎？剝除家庭作為生產勞動單位、生命共同體，其無私或者其他擬家庭的情感或宗教關懷，人類是否還會照顧另一個脆弱的生命？於是每一段生命故事，似乎都得從家開始。或許是家的美好，或許是家的缺位。每一個水生於腔室中的幼獸，受擠壓而泅泳、磨蹭乃至破腹而出，每一個生命的降生都是以母體與家為第一個落腳處。
從世界諸文明那些天地初造、諸神交互繁衍系譜展延的神話開始，乃至於阿嘉曼農的夫婦復仇劇、遊蕩返家的奧德賽、東方周王朝始祖「棄的故事」、約伯痛訴家庭崩毀而降生彷彿被割棄。我們會驚覺家庭竟不只是作為美好圓滿而存在於文本中，或者極端來說，那些全然無垢溫暖的事物或許就不必發乎文學。易卜生寫《玩偶之家》巧構一場家庭風暴，質問世人關於婚姻契約之神聖與家庭之功能、馬奎斯《百年孤寂》寫戰亂年代，一個虛構小鎮家國的魔幻崩壞與消散，曹雪芹《紅樓夢》寫情與理、真與幻、興與衰、好與了、出與入、男與女之償還與頓悟，托馬斯曼《布登博魯克家》紀實新興商業貴族之興盛與衰落，中產階級之醜惡面貌。
我們可以看到家庭早已作為母題廣泛出現在文學作品中，但西方所謂的家庭史書寫（family saga）卻是在二十世紀後伴隨著現代文學浪潮才燦爛，為甚麼？而在東方，除卻那些史書中的家傳，被肯認有文學價值的《紅樓夢》與《金瓶梅》也都來自明清以後，而綻放於民國以後之各華文世界。題材極其古老原初的「家」，在東西方乃卻不約而同地在近現代才開花結果，我們該賦與這個文學流變現象如何的社會意涵解釋？
或許我們可以做出一個簡單的區分，名稱的定義只是為了操作的方便，不涉及文辭的精確內涵。家庭小說關懷的是家庭作為個人與社會結構之間的中介形構，詢問的是人為何成為人，社會秩序何以可能，乃至於社會秩序是否正當。是在最簡約的社會關係內，叩問親情、愛情、利慾、歸屬、權力等基礎的生命文學命題，關乎個體的離散或安身立命，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王文興的《家變》、白先勇的《孽子》或許都在此列。而家族史書寫則關乎一個家族之興衰，那麼書寫之焦點無可避免傾向追憶、召喚那些正在死去的物事，還有捕捉個體生命與社會結構變遷若有似無的連結。馬奎斯《百年孤寂》、李喬《寒夜三部曲》、福克納筆下彼此交織的五大家族，可能傾向於此。但必然的，倘若文本只有其一，缺前者將失之冷血空洞，缺後者將失之貧乏虛假。故這兩種書寫概念必然相互參雜，交構成一切以家族為核心者的脈絡。
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才能回答那疑問：為何家庭小說／家族書寫綻放於現代？大江健三郎在《換取的孩子》中訴說時代巨變下，個人生命經驗之斷裂與荒謬，彷彿靈魂被換取之焦慮。或許這正是家之文學的立基。家庭／家鄉與失落／離散恰成一組概念，這些小說的出現必然有其時代意義，文本的核心命題不再是希臘時代的「詩的正義」之展現或者道德的衝突。而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萬物巨變而道德浮動，市場、衝突、強權與殖民無情歪曲了所有世間的名字；極其現代主義地反身評價一切既存的價值與結構，或者爬梳書寫屬於自身的想像共同體溯源，試圖在歷史洪流的擺盪中定錨與安身立命。那麼這一陣將歷史天使吹向未來的現代之風，也就是何以家庭小說與家族書寫極力騁目振筆、撿拾拼湊這些社會事實或歷史碎片，而提出種種追憶與批判的核心動力吧。
家族書寫同時銜接承載了大河小說與自傳書寫兩種書寫體，那麼只要歷史之傷痛與個體之孤獨仍舊存在，家族書寫註定擁有最為充沛兼雜的創作養分，以血與淚灌溉。若真是如此，那麼家之文學不再被訴說的那天，或許一個不再有離散與與不可穿透，人的個體本質、類本質與社會關係本質都不被扭曲的烏托邦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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