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菲律賓勞工的《台北星期天》

菲律賓勞工的《台北星期天》

◎法律四 黃芝瑋

美麗的夜空，星光閃爍。如果上面是天堂，我身在何處？如果這裡是

天堂，上面又是何處？─Manuel

星期天的下午，看見兩個黃褐色皮膚的菲律賓人，扛著一張紅沙發行走在這座城市，有什麼感覺？如果僅是擦肩而過的驚鴻一瞥，人們多半會不以為意，但如果是透過鏡頭捕捉而觀看了整個過程，可能就不一樣了。

馬來西亞華人導演何蔚庭作品《台北星期天》，從波蘭斯基《兩個男人與衣櫃》的故事原型發想，呈現第三世界移民在台灣社會中的悲與喜。如何讓兩個男人搬移某個物件遊走於整座城市？選擇原始勞動搬遷的人，往往因為自身缺乏資源、與社會欠缺連結，由此推演出人物的背景，甚至某個時代的社會脈絡，單一的喜劇橋段開始有了情境，外籍移民/在地居民、無色汗水/艷紅沙發、小人物/大城市的映照於焉浮現。

迷走的過程之所以有趣，在於這是由兩個搬運沙發的菲律賓勞工看出去的世界。由菲律賓演員Epy Quizon飾演Manuel、Bayani Agbayani飾演Dado，兩人一瘦一胖，個性如同他們的衣著，前者是熱情、不做他想的亮黃色，後者是沈穩、深謀遠慮的深藍色。個性上的差異以及基於地緣關係不得不相依存的情誼，兩人一來一往、一推一拉、一搭一唱，顯現小人物樂天、單純的性格，也在談笑嬉罵之間，揭露台灣社會人們看待外籍勞工的不同眼光。

本片大半的對白由菲律賓話進行，由外籍演員挑梁演出，知名的幾位台灣演員（如陸弈靜、曾寶儀、莫子儀、張孝全……等）退位，只有幾個中長或側拍鏡頭。與刻劃外籍勞工生活的紀實場景相比，片中台灣居民生活形象宛如破碎的新聞片段，酒醉駕駛、檳榔西施、選舉海報、記者追蹤報導、跳樓……等等，浮誇戲謔的呈現社會的種種亂象，不只於此，透過外籍勞工的所見所聞，拼湊出富裕社會底下家庭失格的問題─夫妻吵架、老人缺乏照護、雇主甚至與外籍勞工發生關係。

城市的面貌在不同階層的視角中移形換影，台北101雖為都市的中心、視覺的焦點，對於語言、文字不通的兩位主角卻產生不同的意義，不過是確認遠近的地標而已，跨越邊緣與中心的公車路線才是城市的地景。文化差異、工作與時間上的限制，使兩位主角只能在假日、下班後門禁前到商場、club去，尋求一點浪漫的都市想像，慰藉流轉的情慾。他們搆不上都市的邊緣，也次於社會的底層，始終無法融入台灣這個異國，希望有一天能返家，但現下卻有不得不回去的苦衷，並且害怕遭到遣返回國，矛盾的離散情緒、強烈的思鄉愁緒只能在教堂的聖像凝視下獲得超脫，偶爾藉由公共電話、國際包裹遙寄回家。

因此，一張遭人棄置的紅色沙發為貧瘠的游離生活注入美好的想像─可以在下班後坐著眺望「美麗的夜空，星光閃爍。如果上面是天堂，我身在何處？如果這裡是天堂，上面又是何處？」，也可以是擁抱心愛的人、全家團聚的棲身之所，又或者是何蔚庭未刻意言明卻可以任意代換引起觀眾認同的事物，例如房貸、孩子的教育……等等。艷麗的紅色如魅影般誘惑，讓人們甘願忍受壓在肩頭的重量，即使費盡千辛萬苦、走過千山萬水也在所不惜。

人生像是一連串搬運的過程，最後不一定擁有想要的東西，也不一定抵達想去的地方。Dado和Manuel最後放棄搬運沙發渡河，小人物終究不敵自己招惹或招惹自己的現實阻礙。這本是對人生某種普世性、宿命性的悲哀深沉的諷刺，但何蔚庭卻讓兩位主角坐在沙發上彈弦鼓奏、和歌而唱，綠光粼粼的水波與深藍夜色交互掩映，紅色沙發順著水流漸漸飄遠，以深長、平移的鏡頭語言訴說著某種只存於文本的浪漫神話─在剛剛放棄而選擇屈就、瀕於生命深沉之處的某一個時刻裡，將人從理想中解放，超越生命本身所能給予人們的總合。

迨現實凌駕一切，天亮時分兩人還是得搭上公車，泡過水的紅色沙發孤零零的擱淺在河上沙洲。影片的最末，兩人回到故鄉的海灘上，新生活的想像在屏幕之外展開。結局回歸情境喜劇應有的期待，像是苦澀咖啡上特地添上的人工奶泡。何蔚庭呈現外籍勞工輕鬆、詼諧、樂天的一面，缺少說教和批判，反倒更容易讓觀眾認同片中人物的處境，進而思考僅搓揉至情節中、未刻意凸顯的社會議題。

以首度執導劇情長片的導演來說，何蔚庭的《台北星期天》表現不凡，如實描繪外籍移民的生活與心理，可見導演在拍片之前的田野調查應十分徹底、詳實，並且對移民的心裡有銳利的觀察和了解。除此之外，何蔚庭的功力展現在平移長鏡頭的運用上，沉穩而蘊藉的刻畫了劇情的轉折，也善於配置色彩，鮮明的紅、黃、藍恰巧是菲律賓國旗的顏色，更恰如其分的烘托影片的氛圍。

觀看的同時，笑著、看著，心裡也浮上一層淡淡的悲傷，感覺像是參與了某個星期天的搬遷過程，但又不僅僅只是一張紅色沙發在地理空間的移動，而是重新拆解、搬移自己的認知和想像。好像又不一樣了。

圖片來源：http://bangx4.blogspot.com/2011/01/pinoy-sunday.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