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後的留戀—淺談日本私小說對台灣的影響
◎外文一 蔡曉林
西元一八九五年季夏，威武的太陽旗在這別名為福爾摩莎的小島之土地上埋下了長達半世紀的不解之緣。這份沈重又曖昧不清的緣份，既帶給這塊島嶼上的人們無限的痛苦、也帶給他們鄉愁似的懷念。
而那個位於東北角的強勢情人，似乎也有種與眾不同的極端特質。他們的文化束縛著內心被壓抑的情感，以形成他們自我矛盾、內斂或極端的情結，如同他們往往寧願事物在最美的一刻消失，而不願面對其消失後的空虛。著名人類學家潘乃德於《菊花與劍》中道盡了他們的雙重性格：好戰而祥和、黷武而美好、傲慢而尚禮、呆板而善變、馴服而倔強、忠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
這兩個如怨偶般的島嶼便如此進行了五十年的錯愛。而五十年後，戰火使他們仳離。日本天皇投降，昔日風光不再，民族心頓時化為泡沫。有著崇高自尊心的大和民族，一夕之間的失敗使他們徬徨失措、萬念俱灰。
戰後的一九四零年代，兩部足以代表日本的文學作品在灰暗的時代中問世，替日本獨特的「私小說」開啟了更寬闊的門路。一九四八年，太宰治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人間失格》，作為他荒誕一生的一份告別禮物。書中以主人翁大庭葉藏的獨白敘述他落魄的生命紀事，一虧太宰治隱蔽的內心世界。這部半自傳性的作品，頹廢地道出了太宰許多切身的痛苦經驗，如酗酒、與女人相約自殺未遂、染上毒癮等墮落的態度。太宰治如此大膽地運用淺顯的文字剖出自己內心最醜陋與反叛的一面，如同主角葉藏曾經嘆道：「我對人類的行為，至今仍是無法理解。我與世人的幸福觀似乎大相逕庭，這份不安甚至令我夜夜輾轉難眠、暗自呻吟，幾近發狂。我到底算不算幸福呢？」淡淡的文字，卻著實蘊含著黏稠的情緒，並以毀滅性的悲劇視角來看待人性無論在精神上還是物質上的無助與絕望，同時象徵性地描寫日本社會在戰後所面對的無奈與失落。
這部著作甫出版不久，他便隨著女讀者跳河自殺，終結了他悲劇性的一生。而這一日碰巧既是他的生日也是他的忌日：六月十九日 。日本人為了紀念他稱這一天為「櫻花忌」。
然而俗話說：「上帝替你關一扇門，便會替你開一扇窗。」當日本在哀悼太宰治的同時，一九四九年，日後成為日本文壇大師的三島由紀夫發表了他的成名作《假面的告白》，此書曾被川端康成喻為「一九五零年代的希望」，亦是日本私小說的著名代表作。
三島由紀夫在此書以大膽的筆觸描繪兼有敘述者「我」之雙重層面：「真實的我」以及「演技所呈現的我」，一同呼應著書名：「假面」與「告白」。相較於《人間失格》，《假面的告白》之主人翁的內心似乎更加地纖細、病態與怯弱，且與三島本人有許多雷同之處，如從小接受祖母的教誨、就讀法學科、以及在飛機工廠工作等經歷，但世人對於三島本人的性向，依然未知。而由於知道自己的性傾向與一般人不同，故事透過戰後「我」的獨白娓娓道來自己內心一連串的困惑、掙扎與墮落，且試著回歸到所謂「正常」的狀態，卻依然走向背叛與妥協，而最終宣告失敗的經歷。
師承川端康成的三島由紀夫，相較於前者輕柔平淡的文筆，筆下的文字著屬濃烈與激昂。文中「我」由於強烈的慾望被長期地壓抑著，經常必須透過幻想與惡習來滿足內心的空虛、甚至奢求死亡的來臨。此外，透過主人翁所描寫的時代背景，也確切地描摹出戰後所面臨的無助與恐慌。
而若說太宰治與三島由紀夫寫活了經歷戰爭後的日本光景，戰前與戰後出生的「私小說」代表則非谷崎潤一郎與村上春樹莫屬。專攻日本文學的專欄作家李長聲曾在〈谷崎潤一郎和他的女人們〉一文提到谷崎一生的著作幾乎與他自身的經驗脫離不了關係，如他多次描寫殺妻的情節，即是在表現現實中婚姻的諸多不愉快，而《癡人之愛》中更是以自己不愛的妻子之妹妹為原型。至於其巔峰性的著作《春琴抄》中深刻的師生畸戀也是現實中谷崎自身對於藝妓以及與妻子姊妹之間亂倫的照寫。
與谷崎潤一郎相比，村上的作品大多只符合「私小說」的廣義定義：以「我」第一人稱的方式來敘述，卻多了社會層面與都市文化的了解，但又不失於缺少能與讀者共鳴的個人經驗，兼顧了私密情感以及關懷社會的素材。而村上其中最具有「私小說」性質的代表作則屬於號稱「百分百愛情小說」的《挪威的森林》。文中敘述一個徬徨的青年，如同作者村上自己在私立大學攻讀戲劇、在唱片行打工，並經歷了日本學運時代，看盡了人性的偽善與黑暗、以及在面對兩個截然不同的女孩之間的掙扎與失落，展開了自我追尋的歷程。
乍看之下，谷崎潤一郎一生中沒有像上述兩位文學家般地經歷戰爭，因此作品中遺留了十分濃厚的傳統味道。但在另一方面，在戰後出生的村上春樹的作品中，則是含有強烈的西方文學影子，並以輕盈的步調描寫現代人荒蕪的生命經驗，同時夾雜許多歐美文化元素為背景，而非以日本傳統精神為主軸。但如此新穎的文學題材卻因為貼近一般人的生活而廣獲大眾的青睞，形成了所謂的「村上現象」，當然在台灣也受到相當程度的歡迎。
而台灣的作家或許因為同樣地面對了戰後的文化斷裂、再加上先前的文化承接與被殖民的情感，也漸漸地受到日本「私小說」的文學操作模式影響，如以《鱷魚手記》、《蒙馬特遺書》等作品聞名的邱妙津擅長以優美的文字描寫現代社會中女同志情感所受到抑鬱與複雜的情感，與她本人的經驗不謀而合。
而新興作家駱以軍早期的文學獎作品大量討論了社會命題，卻旋即發現自己作為經驗匱乏者掌握這種題材之無力，因此後來又回歸到如「私小說」般的自我袒露的書寫模式，暫時與社會命題遠離。但駱以軍的作品都是帶著笑臉卻「認認真真在悲傷」，在《月球姓氏》、《遠方》、《未來次子關於我的回憶》都嘗試了家庭的題材，有許多「私小說」的色彩。而《降生十二星座》雖然沒有明顯透漏，但是也被私下證實是關於駱以軍戀情的坦露。《遣悲懷》則被王德威視為駱以軍私小說書寫、死亡書寫的巔峰，並被黃錦樹視之為「自我的記憶」、「棄之美學」的造極。
因此若說村上春樹將私小說的傳統過渡到社會層次，那麼作為台灣的「私小說」閱讀暨書寫者，駱以軍則是把這個傳統重新導回那個本源：每個人的黑暗之心還有不可穿透之私密。而這也象徵性地代表台灣與日本，起先皆以為僅僅五十年的緣份已盡，卻又再度因緣在文學繁花盛開的花園中重逢，彼此以不同角度解剖式的內心告白與延伸，作為心靈上的療癒，也同時在文學史上寫下精彩的一章。
